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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筝厚重的历史感 陕西筝乐的现实感
    点击数:2927    更新时间:2010/3/8 0:40:37    收藏此页

摘要:在我国古筝音乐史上,秦是流传历史最为悠久的乐,而在“秦归秦”的倡导下复兴的陕西   派则是最年轻的派。本文以陕西派领军人物周延甲的艺术成就为主线,从“‘秦归秦’开启复兴陕西派进程”、“编创秦新曲的开拓者”、“陕西派理论研究的倡导者”三个方面,论述了秦厚重的历史感和陕西乐的现实感。
关键词:秦;陕西派;周延甲
    在我国流派纷呈的坛上,秦是流传历史最为悠久的乐,而陕西派则是在秦经历一段时间的断流后再度复兴的一大派。秦之名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李斯列传》中已有记载,那时,秦虽是因流传于秦地而得名,但史称“秦”者,在当时实际上是“中国”的同义词。后来,当各地出现一些富有地域乐特色的派时,流行于陕西、甘肃等秦地的秦一词,与河南、山东、浙江、闽南、客家、潮州等相提并列,陕西又具有乐流派的意义。虽然复兴后的陕西派仅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由于其传统深厚,风格独特,堪与其他姊妹派并驾齐驱而屹立于我国坛上,受到世人的瞩目。
    陕西派的复兴是秦史上的一大亮点。这一既古老又年轻的派的出现,与周延甲教授提出的“秦归秦”的倡导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过以周延甲教授为领军人物的陕西古筝艺术家群体的不懈努力,无论是富于陕西派艺术特色的曲创作,还是有着独特见解的陕西派的理论观点,都得到社会特别是古筝界的广泛认同。这次在庆祝西安音乐学院建立60周年之际举行的“秦学术论坛”暨“周延甲作品音乐会”,便是对具有鲜明陕西地方风格及人文精神的陕西派的全面展现,显示出陕西派既富于秦深厚的历史感,又有着陕西乐的现实感。
  “秦归秦”开启复兴陕西派进程
  “秦归秦”的主张是1959年时年25岁的周延甲先生率先提出的。他说:“到了1960年,就是全国首届也是建国以来仅有的一次古筝教材会议的前一年(即1959年——笔者注),我在编订的《古筝迷胡曲集•前言》中,‘秦归秦’正式见诸于文字:‘秦’既始于‘秦’,但‘秦’今不见或少见,此不能不为奇也!所以在人民掌权的今天,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全国普及和发展这个乐器的同时,陕西更应大力进行。现在是‘秦归秦’的时候了。”①
    周延甲提出“秦归秦”这一学术理念的1959年,是他音乐生涯中具有决

作者简介:王珣(1962~),女,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古筝副教授。
         冯光钰(1935~),男,中国民族器乐学会会长、中国音协原书记处常务书记。


定人生道路意义的一年。这年他正值风华正茂之龄,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就留校在民乐系任教担纲古筝教学的重任,这时恰逢文化部确定次年要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全国古筝教材会议。作为东道主的西安音乐学院为了向此次会议提交古筝教材以供交流之用,周延甲受命着手编订《迷胡古筝曲集》。这本曲集多是周延甲依据他在此前跟应聘到西安音乐学院任教的迷胡老艺人乔荣堂教奏的迷胡曲牌。周延甲并非陕西人氏,系山西省晋西南闻喜县人。由于此地与陕西毗邻,他自幼就喜爱由陕西传到他家乡的迷胡,而且在1953年考入西安音院的前身西北艺术专科学校附中之前,还在当地的剧团工作时便是演的迷胡戏,并记录过一本曲谱辑成《晋南迷胡曲集》。因此,他确定把迷胡曲调编订成曲是有一定基础的。他编订的这本《古筝迷胡曲集》后经在1960年教材会议上进行交流、试奏和定级,将其中的《扫雪》、《采花》、《迷胡调》、《老龙哭海》、《大金钱》、《绣金匾》、《割韭菜》、《罗江怨》、《老五更》、《道情》、《长城调》、《西京调》等16首选列为音乐艺术院校古筝专业学生的必修和选修曲目。这可以说是周延甲先生实践他提出的“秦归秦”的第一步。
   “秦归秦”是周延甲先生有感于古筝在陕西濒临绝响的情况倡导的。提出这一富于创建性的主张,不仅体现了周延甲先生的学术勇气,而且也蕴含着他过人的音乐智慧。本来古筝最早是流行于古代的秦地。这一史实是见诸于历史文献的。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在所著《史记•李斯列传》有一段关于乐的记叙:“夫击瓮,叩缶,弹,搏髀,而歌乎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从秦丞相李斯所说“弹”是“真秦之声”,可知那时为“呜呜歌”伴秦已在秦人音乐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接着李丞相又向秦始皇进谏:“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皇帝陛下“不要舍弃敲击陶瓮叩打瓦器而倾听外来的《郑声》、《卫声》,取消自己的乐而采用别国的《韶乐》、《虞乐》,像这样做是为什么呢?”这说明在李斯于公元前237年上书始皇帝时古筝的弹奏已受到皇室官方的排斥而衰落了。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秦地乐的命运如何?因无文献记载,不得而知。但在20世纪前半叶,古筝在秦地已很难听到了,据周延甲先生说:“对于这个乐器,建国前后,从山西到陕西都没有见过和听过。”②周延甲先生通过对秦地古筝情况的考察和对我国各地曲进行研究后,认为“的存在依附于一个演唱(奏)形式,依附于一个乐种。如秦奏西音、秦奏秦声,这‘西音’,这‘秦声’究竟是什么?就是今天陕西有代表性的秦腔、迷胡、碗碗腔,这是秦声的主要部分。”③周延甲先生在“秦归秦”的艺术实践过程,无论是曲创作,还是乐理论研究以及教学方法,都是十分重视对“秦声”的探索,力求用“说陕西话”。
    周延甲先生1959年提出“秦归秦”的主张并非偶然之举。他1956年由附中升入本科后,学校为了创建古筝专业,决定派他到沈阳音乐学院拜古筝教育家曹正先生为师学习古筝一年,其后曹正先生又应邀到西安讲授古筝。这对于周延甲来说,可谓天赐良缘,从此踏上专攻学的道路,为他倡导“秦归秦”打下了基础。周延甲后来回忆道:“‘秦归秦’在1957年就开始提了。1956年西安音乐学院派我去沈阳音乐学院跟曹正老师学。一年后,西安又请他来校讲学。就是在我和老师由沈阳回西安的火车上,曹老师说到这个意思。当时没有记录,大概意思是说秦早就流行于秦地,可是现在陕西看不到了,我们有责任去大力发展和普及。”④可见,周延甲先生对“秦归秦”的问题早已酝酿在心,并得到曹正先生(1920~1998)的启示和赞同。
    周延甲先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时提出的“秦归秦”,至今年共和国60周年之际,已届50载了。孔夫子说过“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就人一生成长和修养的进程而言,其实,对于再度复兴的陕西派来说,振兴50年的文化回归历程也进入了应该知道上天赋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派开始步入了日趋成熟的阶段。这从陕西派的队伍建设、富于流派独特风格曲目的积累及派理论的形成来看,都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当然,陕西派也面临着如何在现有成果基础不断提高更上层楼的问题,毕竟与秦两千多年的历史相比,陕西派50年的复兴只是短暂的一瞬,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争取“秦归秦”的前景更美好。

创编秦新曲的开拓者

    从我国南北诸多古筝流派形成的因素可以看出,积累有一定数量的富于独特风格的曲,是一个独立派的重要标志。历史上的秦虽然源远流长,但由于“真秦之声”的曲缺乏文献记载,没有流传下来,历代陕西派在一段时间里出现过断流现象,到了近现代几近销声匿迹之状。周延甲先生倡导“秦归秦”、复兴陕西派,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的构想。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创作和演奏富于陕西派风格的曲。
    周延甲先生在首次提出“秦归秦”时编订的《古筝迷胡曲集》,尚属陕西曲的雏形,还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他谦虚地说,这本曲集的“所谓‘编’,就是将同一曲调的各种变体、唱法,照顾到一般曲的变化规律,编连在一起;所谓‘订’,就是标上指法。”⑤尽管只是将传统的迷胡曲调“编订”成曲,也得到了当时界的首肯,还将其中的16首选列为全国音乐艺术院校古筝专业学生的必修和选修曲目。可见古筝教育界对富有陕西风格曲的重视。
    为了在真正意义上使“秦归秦”,编创秦新曲激发了周延甲先生作曲的兴奋点,他身体力行并带领陕西乐界同仁投身于陕西派的曲目创作。由于他是古筝演奏家,对古筝的音律、音域及弹奏技巧很熟悉,关键在于选取什么音调素材才能编创成秦新曲。他认定今天最有代表性的“秦声”是秦腔、迷胡和碗碗腔。迷胡是他编创秦新曲吸取最多的曲调母本,如曲《大金钱》、《老龙哭海》、《五更调》、《五更鸟》、《欢音曲》、《西京调》、《扫雪》、《道情》、《凄凉调》、《姜女泪》、《剪剪花》等,都是在迷胡基础上改编的;他创作的《秦桑曲》、《百花引》等则是将迷胡音乐与碗碗腔加以糅和运用。他之所以大量吸收迷胡音乐加以古筝化的创编,是经过了一番研究和实践所使然。他说:“在弹奏实践中,深深感到,弹迷胡非常顺手,五声音阶弦序自然排列,很适合下行级进、上行跳进的秦声旋法,二变音的灵活运用,恰到好处的表现了微升4和微降7的音高,加上轻重不同的颤音润饰和尾音的下滑,把‘繁音激楚,热耳酸心’的秦声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⑥作为古筝演奏家兼乐作曲家的周延甲,不仅在演奏上技艺娴熟高超,而且在乐作曲手法上张弛自如随心所欲,拿捏得恰到好处。他吸收关中民间音乐因素,善于运用调式调性的交融,巧妙地将乐思与古筝技能自由组合,赋予浓郁的秦情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创作的堪称陕西派代表作的《秦桑曲》。周延甲先生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首曲,借用李白《春思》中“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的诗意,以其中的“秦桑”二字命曲名。乐曲吸取碗碗腔和迷胡音调为素材,首尾为欢音调式,主体为苦音调式。周先生以作曲家兼演奏家的艺术眼光和音乐功力,匠心独运地展开乐思,笔触细腻地刻划了一位妙龄女子思念远方亲人的激切心情。他的笔触不是停留在对亲人的感叹,而是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情与自然、人文景观对话,倾注一腔热情对大千世界给予亲情的心灵观照,进而唤起人们寻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大大超越了李白的诗意,使人从秦新曲的韵味中感受到鲜活的音乐形象呼之欲出。这首经典曲在1989年央视“山城杯”荣获创作比赛一等奖,已成为陕西派的一个符号,被许多家在我国坛上竞相演奏,颇受群众喜爱。
    创新是从恢复传统开始。陕西派曲目的编创,无疑是一种创新。但“秦归秦”的意思是指复兴后的秦——陕西派要回归到秦地乐的传统上来。周延甲先生在诠释“秦归秦”的含义时指出:“‘秦归秦’第一个‘秦’字,与连起来是乐器的专用名词,说明的发祥地、弹奏的秦声秦韵,秦‘发西气’,秦‘奏西音’,都是这个意思;‘归’是针对秦始皇‘退弹’而言的,在秦地,两千多年前‘退’,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又要‘归’到人民中来;‘秦归秦’的第二个‘秦’字,是指陕西这个秦人聚居的地方。”⑦周先生对“秦归秦”是释义是十分深刻、准确而精当的,这就是要回归到两千多年来秦的“秦声秦韵”的传统上来,在秦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复兴陕西派。用今天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继承的目的。换言之,要复兴和创新陕西派必须以继承秦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为前提,而复兴和创新陕西派则是继承发扬秦优良传统的目的所在。
    周延甲先生发起并推动复兴陕西派的进程中,始终把继承和恢复传统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创新。他的曲创作以关中民间音乐为母本,便体现了他“秦归秦”的核心用语。
    在周延甲先生的带领下,复兴的陕西派既是一个今日秦地古筝演奏家群体,也是一个富于独特的秦声秦韵乐风格的创作集体。50年来,既有周延甲先生作为秦新曲开拓者编创的一批曲,又拥现了曲云、魏军等富于才华的古筝演奏家兼乐作曲家。曲云根据西安鼓乐和迷胡编创的曲,颇具秦声秦韵特色,如《香山射鼓》、《游月宫》、《摇门栓》、《捧金杯》、《五云登空》、《垂杨柳》、《梅花引》、《虞美人》、《琵琶》、《倦调》、《五更鸟》、《迷胡曲牌联奏》、《弦板调》等。魏军编创的《五陵吟》、《原》、《婆罗门引》、《三秦欢歌》等,均体现出秦地特有的乐风采。
    陕西派的复兴,还凝结着专业作曲家的心血。一些技艺出众的作曲家也参加到秦新曲的编创行列中来,为陕西派的振兴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如饶余燕的《黄陵随想》、《战风沙》、《骊宫怨》,周煜国的《云裳诉》、《秋夜思》、《秋望》等,都为陕西派的建设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正是由家和专业作曲家齐心合力联袂从事乐创作,才使陕西派在不长的时间里获得全面复兴,显示出陕西派独特的秦声秦韵特色。

陕西派理论研究的倡导者

    如果说,编创秦新曲是陕西派的坚实基础;那么,乐理论研究,便是陕西派建设的有力支柱。周延甲先生特有的学术勇气和音乐智慧还表现在他在提出“秦归秦”伊始,就十分重视并倡导复兴后的陕西派的理论研究。他意识到,没有乐的理论创新陕西派就难有立足之地。他指出:“实践,既是理论的依据,又是理论的补充;在实践中还可不断产生对理论的悟性。”⑧周先生对实践与理论辩证关系的论述,对陕西派的理论建设具有指导的意义。对于复兴陕西派来说,实践与理论就好比一部车子的两个轮子,少了一个都会影响运转。
    秦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不仅曲未能流传下来,学理论也是一片空白。要全面复兴陕西派,一方面要从编创秦新曲入手,另一方面,还要加强陕西乐的理论建设。周延甲先生自提出“秦归秦”的主张后,即双管齐下,既抓曲编创,又促理论研究。他虽是古筝演奏家,也挥毫撰文。笔者仅从周先生主编的《秦》杂志上,就先后读到他撰写的《悼榆林师白葆全》、《继承发扬陕西演奏艺术传统》、《浅谈的摇指》(与魏军合写)、《的轮、刮、琶技法》、《演奏中左手的运用》、《港行随笔》、《实践、理论、流派探索》、《秦考级曲编》、《学常识问答》、《谈“秦归秦”》、《为弦序号正名》、《秦的继承和陕西派的振兴》等十余篇论文章,既有关于“秦归秦”、振兴陕西派的学理论阐述,也有古筝编创经验及演奏技巧的讲解,内容丰富,文如其人,使人读其文犹如倾听到那来自秦历史深处悠远的回响。
    陕西派的诸多家,也像周延甲先生那样一方面从事古筝演奏和编创秦新曲,同时又开展学理论研究,撰写一些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文稿,如(以《秦》杂志发表先后为序)魏军的《秦源流新证》、《秦源流再证》、《秦源流三证》,曲云的《潮与西安鼓乐》、《陕西曲及其调式音阶》,高延斌的《秦发展概貌》,尹群的《秦——中国》,李世斌的《曲创作散论》、《实践•理论•体系——关于“陕西派”的问答》,邵吉民的《“真秦之声”欣赏随笔》、《〈秦桑曲〉与陕西秦派流》,孙卓的《秦的历史渊源与复兴》,谢晓滨、姚品文的《之源——秦与颂瑟》等等,均从各种侧面及视角,探讨了史、流派、创作及演奏技法,使陕西派的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可喜的高度。
陕西派的理论建设尤其值得提及的是《秦》的创办及《秦史话》的出版。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1983年4月“陕西秦学会”应运而生。学会成立伊始,由学会领衔主办、周延甲担任主编、雷家马先 担任特邀主编(后由李世斌担任执行主编)的《秦》杂志于是年6月(即学会成立两个月后)即宣告诞生问世。这是我国古筝音乐史上第一份大型学理论刊物,为界同仁开创了一个理论平台。《秦》编辑部在《发刊词》中写道:“‘秦归秦’、创建‘秦’学派,是本刊义不容辞而又光荣、艰巨的任务……演奏技法研究、的改革、国内外讯等,都是本刊发表的内容”。说创办《秦》是“艰巨的任务”,确实如此,《秦》克服了经费短缺、编辑力量不足等困难,坚持至今出版了30期确属不易。该刊在草创阶段的前5期,是采取油印出版,从第6期起才以正规印刷面世。尽管如此,《秦》始终坚持创刊时的初衷,以创建陕西派理论,并兼及面向全国界学术探讨为己任。开设了许多具有学术意义的栏目,如“史研究”、“人传略”、“事”、“情忆旧”、“人随笔”、“谱研究”、“道艺海”、“普及艺”、“演出评价”、“海外迹”、“曲新作”等。26年来,《秦》发表了近千篇文章,每位作者都文不离,言必谈,既是探讨学的论坛,又是苑信息交流的园地;不仅推动了陕西派的理论研究,也为全国各派的探究提供了学术空间,促进了我国古筝艺术在历史新时期的发展。
陕西派理论建设的另一项成果《秦史话》,是由陕西秦学会编、焦文彬著的学专著。
以“秦归秦”,复兴陕西派为已任的周延甲先生和他的同道们,深感要启动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进程,必须首先弄清秦两千多年来发展的史实,为陕西派的复兴奠定理论基础。于是周延甲先生特约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古典文学家、戏曲理论家、秦声史学家焦文彬教授,撰写一部论述秦发展史的专著。经过焦文彬教授的辛勤耕耘,《秦史话》很快完成。在这部史著作中,全书通过五章127节的翔实论述,对春秋战国以来两千多年的乐流播历程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对陕西派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描述。当《秦史话》甫成,周延甲先生即在他主编的《秦》上从1992年至1997年连载10期,在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这一专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2年9月出版。可以说,《秦史话》既是焦文彬教授独立完成的学术成果,也是秦学会展开理论学术活动的一大收获。
50年来,以“秦归秦”为指导,在以周延甲先生为会长的陕西秦学会的不懈努力,通过秦新曲创作实践、秦学术理论探讨及陕西派队伍建设三并举的努力,陕西派的复兴已见端倪,呈现出可喜的发展势头。在“秦学术论坛”暨“周延甲作品音乐会”举行之际,我们欣喜地看到昔日的秦今日的陕西派欣欣向荣,前程似锦的繁荣景象,也从周延甲先生的作品音乐会中,感受到他在乐创作上的丰富经验和他艰苦奋斗的人生历程,令人钦佩不已。

注释:
①④⑦ 周延甲:《谈“秦归秦”》,载《秦》1992年2期第16页。
②⑧ 周延甲:《实践、理论、流派的探索》,载《秦》1995年1期第8页。
③ 周延甲:《谈“秦归秦”》,载《秦》1992年2期第17~18页。
⑤⑥ 周延甲:《谈“秦归秦”》,载《秦》1992年2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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